学者声音 | 李零：我们也是原住民——读三部“大历史”潮书

来源：【北京大学】

编者按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简史》《人类新史》都是近年来在大众媒介流行、热议的“大历史”著作，也收获了包括学者在内给予的普遍好评。但李零的感觉有点不大相同。他以柴尔德的“三大革命”为起点，分析这三本书，把西方“大历史”著作普遍以欧洲为中心，将分裂视为进步动力等窠臼的一贯性呈现出来。李零希望能够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框架，呼吁以更平等、多元的视角重构历史叙事，尤其重视中国在全球史中的主体性。中国作为延续数千年的文明体，同样是“原住民”的一部分，其历史经验（如陶寺遗址的社会变革）应被纳入全球史视野。

我们也是原住民

——读三部“大历史”潮书

文 ｜ 李零

“大历史”成为潮书

疫情期间，我写过《考古笔记》，上篇的题目是“考古研究大历史”。“大历史”是什么史？人类史。人类史，绝大部分是史前史。研究“大历史”要靠“大考古”。

二〇二四年，《三联生活周刊》有篇专访，题目是《重新书写“大历史”》，采访对象是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采访者说，近年来“大历史”的书非常火爆，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以下简称《枪炮》）和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格罗的《人类新史》（以下简称《新史》）是最新一部。格雷伯是人类学家，已经去世。温格罗在采访中回忆了他们的合作经过。

温格罗说，“大历史”的书本来是由柴尔德这样的专家写，现在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反而不写，写的人多半是戴蒙德、平克、福山这样的行外人。

温格罗说，戴蒙德的书影响很大，赫拉利的《简史》就是以《枪炮》为模板，但赫拉利说城市是陷阱，人工智能是陷阱，过于悲观，《新史》把史前史写得很好玩。

这三本书，国内学者写书评，好话说尽。我把原书找来读，印象不太一样。这里不妨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先谈“人类旧史”，再谈“人类新史”。

柴尔德的“大历史”

“大历史”有各种写法。温格罗说，这类书很多，向上追述，有柴尔德，伦敦大学学院考古所（温格罗现在的工作单位）的老所长。他说，柴尔德的书跟《新史》属同一类。

温格罗曾在牛津大学读博。当时，谢拉特正好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谢拉特是教过他的老师。二〇〇六年谢拉特去世，很多人写过纪念文章。奥谢的回忆很生动：“一九七四年，我第一次拜访安德鲁在阿什莫林博物馆的办公室时，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张柴尔德的小像，正好在书桌的上方。这令人意外，因为当时柴尔德的许多观点，如‘新石器革命’，正受到新考古学的挑战。如果一定要挂一幅画像，难道不应该是宾福德或他的导师和朋友大卫·克拉克吗？”谢拉特是克拉克的学生，但最佩服柴尔德。他说，“戈登·柴尔德无疑是史前考古学造就的最伟大的作家”，即使现在，“史前史仍然是一段与柴尔德灵魂的对话”。温格罗回忆谢拉特说：“在一个厌倦‘革命’的学术界中，他继续坚持并验证他最重要的观点——‘副产品革命’。”这一观点就带有柴尔德的色彩。

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摄于20世纪30年代（来源：gwikipedia.or）

柴尔德的成名作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欧洲文明的曙光》），书名是仿迈尔斯的著作Dawn of History。迈尔斯是柴尔德的老师。《新史》，中文书名译自原书副题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正题作The Dawn of Everything，也以Dawn开头。Dawn的意思是“曙光”，是起点。《新史》反对任何社会进化论，认为历史并非随技术进步而进步，反而是自由的一次次失落。故全书的核心思想是“三大自由”，一是“迁离所在环境的自由”，二是“无视或不服从他人命令的自由”，三是“塑造全新社会现实，或在不同社会现实之间来回切换的自由”。Everything是万事万物，作者强调，所有问题都要回到起点，回到旧石器时代曙光乍现的那一刻。

柴尔德的《人类创造自身》，二〇〇八年上海三联版作《人类创造了自身》，书名原作Man Makes Himself。Man指人类，英文固有此义，并非男人，英国《皇家人类研究所学报》，一九九四年以前叫Man，用法同；Makes用一般现在时，“了”字应删去；Himself与Man对应，也不是“他自己”。柴尔德不可能知道当下欧美的“政治正确性”。《新史》说，“刨除男性中心的措辞，这就是我们希望唤起的精神”。书中大讲女性主义，很多发明都跟女性有关。

《人类创造自身》（Man Makes Himself）1951年版（来源：openlibrary.org）

温格罗在北大演讲时说，柴尔德的考古学，核心是“自由”，他的“自由考古学”是发挥柴尔德的“人类创造自身”说。

柴尔德以前的“大历史”

柴尔德以前，还有很多前辈讲“大历史”，他们为他写“大历史”提供了叙事框架。

一、汤姆森的框架（古物学框架）

汤姆森为古物分期，有所谓石器、青铜、铁器三期说。后来，三期被细化，石器分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间又分出铜石并用时代或红铜时代。这类概念是古物学留给考古学的遗产，一直被考古学沿用，作者绕不开。

二、黑格尔的框架（历史学框架）

黑格尔把欧洲历史分为亚细亚、古典、日耳曼三段。亚细亚指安纳托利亚、两河流域和埃及。古典指希腊、罗马。日耳曼不光指摧毁罗马帝国开启中世纪的北欧“蛮族”，也指近现代欧洲。黑格尔的“老三段”是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的常识，眼界如此，并无深意。欧洲考古分北欧、南欧、近东三区，北欧偏史前，南欧偏古典，近东则是欧洲的近邻，分别相当于他的亚细亚、古典和日耳曼。学者公认，柴尔德是把三大考古整合在一起的“集大成者”。

三、摩尔根的框架（人类学框架）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蒙昧、野蛮、文明三段对应旧石器、新石器、青铜三段，这是殖民时代人类学家根据民族志排出的历史顺序。“蒙昧”“野蛮”现在忌用，但“文明”仍通行。读《古代社会》，马克思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姆·达特（柴尔德在牛津的同学和好友，前英共领导）曾请柴尔德用考古材料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英译本作注，被柴尔德婉拒。柴尔德对《古代社会》不太欣赏，但推荐读者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章。核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三位一体”。

四、马克思、恩格斯的框架（社会史框架）

恩格斯多次强调，唯物史观是创说于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和他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以后只是应用，未尝大变。长久以来，很多人都以为，此说是以经济决定论解释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其实，他们最初的讲法只有三段，即黑格尔的“老三段”，先此追问“来龙”，后此遥测“去脉”，只是题中必有之问。他们并未发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阶段，只为众所周知的欧洲历史提供经济分析。他们特别看重生产方式和劳动形态，目的是探索劳工解放之路。当时，他们的讨论是围绕欧洲，缺乏其他地区的知识，仍未摆脱“欧洲中心”的眼界。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第一页（来源：wikipedia.org）

柴尔德讲“大历史”，最出名的是“三大革命”：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和知识革命。他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一直有争论。其同时代的考古学家多不愿相信，他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即使现在，很多人仍回避这一点。盖瑟科尔说，他们都没讲清这一点。他是柴尔德最忠实的学生。

柴尔德曾明确讲：“我不喜欢标签，特别是如果它们会引起误导。”“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式和用来解释历史和考古材料的工具。我接受它是因为它管用。”他从悉尼时期就读马恩的书，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者。柴尔德的传记研究，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柴尔德的风格（Childeishness）是用“糖衣包裹”（sugar-coating）的方式讲话。他不喜欢把马克思的词句挂在嘴边。在反共势力强大的英国，既为避祸（他从学生时代到死一直被军情五处监控），又怕把读者吓跑，他是把马克思主义藏起来，如《人类创造自身》和《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就是他暗用唯物史观讲“大历史”的代表作。

柴尔德暗用马克思，例子很多，我举两个：

一、一九三六年，《人类创造自身》出版，书名出自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的《致瓦·博尔吉乌斯》。当时，柴尔德对书名用典还隐而不发。一九四七年，他在《历史》一书中才披露，出处是恩格斯的《致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的原话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新史》179页引之，称“也许马克思说得最好”。

二、一九五六年，柴尔德为《过去、现在与将来》写书评，他说：“马克思……不如明智地断言，它（共产主义）的实现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类社会史前史阶段的终结。”他把消灭资本主义称为“人类史前史”的终结，出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一幅展现17世纪早期欧洲人世界观的地图（局部），各大洲被赋予拟人化的形象，欧洲是居于中心、手握权杖的女王，欣然接受着美洲、亚洲、非洲纷纷送来当地的物产（来源：journals.openedition.org）

柴尔德的最大失误是什么？他有个假说，特别体现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他认为，青铜工艺，近东先进，欧洲落后，欧洲后来居上，原因是东方君主太专制，太迷信，工匠不自由，技术创新被压制（先进生产力受落后生产关系阻碍），他们逃到当时落后但很自由的欧洲，创造力才被激发。这一解释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想象，难免落入“东方专制，西方自由”的老套。

我读《枪炮》

上述“潮书”是柴尔德以后的“大历史”，离当下很近。我先说《枪炮》。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2006年版（来源：douban.com）

此书前言以“耶利之问”为引子，好像《王子与贫儿》，换位思考。耶利是新几内亚原住民，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接下来是解答。它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与人类起源有关，讲他们如何走出非洲，播散全球，定居新旧大陆各地。作者问，为什么五大洲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最后有先有后？历史的结果为什么是西班牙人俘虏并杀死了印加皇帝，而不是相反？答案是欧洲人有枪炮、病菌和钢铁。

第二部分与农业起源有关，讲枪炮、病菌和钢铁，根在农业。作者认为，旧大陆有适合驯化的牛、马，牛可耕田，马可拉车，这类大牲口，新大陆没有。欧亚大陆横长竖短，利于横向传播（比纵向好），更是得天独厚。

第三部分与城市起源有关，讲文字、技术、政府、宗教等。这些都是农业的副产品。欧洲人把病菌、马匹、铁器带到美洲，携坚船利炮、快马利刃，屠杀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所以能顺利征服新大陆。

第四部分是五大洲比较，讲欧洲不但领先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属大洋洲），也领先中国（属亚洲），以及美洲和非洲。作者认为，不同民族，命运不同，原因不在种族，而在地理。

戴蒙德讲地理，是从汤因比的“同一起跑线”讲起。一九四七年，柴尔德写《历史》，最后批评过两位与他同时代写“大历史”的人，一位是讲“西方没落”的斯宾格勒，一位是讲“文明并行”的汤因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源自汤因比。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卷帙浩繁。戴蒙德说，他把世界文明归纳为二十三个（汤氏数易其说，初为二十一个，后为二十六个），其中二十二个有文字，十九个在欧亚大陆，可见欧亚大陆最牛，当然更牛的是欧洲。

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来源：britannica.com）

作者从地理讲“大历史”，不失为一种观察角度。

此书的“耶利之问”是启蒙时代讲故事的老套（详见《新史》节）。李约瑟写《中国科技史》，他曾困惑，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有那么多发明，却没能产生西方式的现代科学，世称“李约瑟难题”。其实，柴尔德一辈子思考的也是这类问题，即为什么只有欧洲文明独一无二、横绝四海。这类问题，我戏称“风马牛之问”，即马问牛为什么长角，牛问马为什么不长角。《法国汉学》第十四、十八辑做此类比较，我写过代序和文章。“耶利之问”是前一种问，“李约瑟之问”是后一种问。问来问去，谁也没整明白。

此书叙事简洁，讲道理，明明白白，最容易读。读《枪炮》，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对“中国不行”的解释，见全书后记。他说，“中国不行”是因为大一统，“欧洲行”是因为长期分裂。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小希腊打败大波斯的故事是此说源头，我在《波斯笔记》中称为“经典对立”。我想戴蒙德也明白，这算不上地理解释，所以赶紧找补，理由是欧洲海岸线破碎，中国平直，平直的结果是故步自封。

我读《简史》

《简史》是作者的第一部“大历史”，后面还有好几部。“大历史”之大不在篇幅大。现在，汤因比式的“大历史”已成绝响，大家更倾向“损之又损”，越是“大历史”，越要高度概括，难怪高毅说，《简史》更像“哲学”。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2017年版（来源：douban.com）

此书也分四部分。柴尔德讲“三大革命”，他也讲，并不忌讳。

第一部分讲人类起源，题目是“认知革命”。它强调的是“智人”的智字——人是“聪明动物”。作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没什么了不起，不仅破坏生态，还杀了很多动物，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二部分讲农业起源，题目是“农业革命”，相当于柴尔德的“新石器革命”。作者说，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丰富多彩，吃得健康，活得自在，农业是历史上的最大骗局。现在骂农业很时髦，类似的书很多。

第三部分讲金钱大一统、帝国大一统和宗教大一统，题目是“人类的融合统一”，相当于柴尔德的“城市革命”。作者从早期国家一直讲到眼前。历史为什么“从一个岔路走到另一个岔路”，他说不知道。

第四部分讲科学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题目是“科学革命”，相当于柴尔德的“知识革命”。作者说，为什么科学革命始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印度，他也不知道。后来他更关心人工智能，写出《智人之上》。

此书文笔生动，知识性强，但比较悲观。他说，“早有先知预言警告，智人迟早会耗尽地球上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全书最后一章是“智人末日”。

此书有个说法蛮有意思。作者说，尽管资本主义有种种不是，祸起农业，追悔莫及，但当今世界，大局已定，无可奈何，“唯一足以和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就只有共产主义”。《新史》反对宿命论，认为人类并非别无选择，他们的选择是“三大自由”。

我读《新史》

我读此书前，先读王铭铭的书评，当时留下个印象：人性无善恶、历史无进退、社会无所谓平等不平等。后读原书，头绪纷乱，颠之倒之，总也读不进去，光是章题本身就让我琢磨半天。好为大言是此书特点。

《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2024年版（来源：douban.com）

《新史》喜欢挑战一切，如汤姆森的“三期说”、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说、柴尔德的“三大革命”说，就连美国人类学流行的塞维斯的“游团—部落—酋邦—国家”说，作者也不待见，凡有时间先后，通通归入“线性历史”“进步神话”。全书以“万物之源”为名，但每遇关键问题，全都没有起源，什么都是想象，读起来很绕。直到看过格雷伯生前的采访，我才恍然大悟，作者的出发点是无政府主义，不明乎此点，读不懂此书。比如他们提倡的“三大自由”，处处都是比照原住民。他们居无定所，当然有迁徙自由；没有君长，当然有不服从命令的自由；随季节变换改变生存策略，当然可以在不同生计间来回切换。他们的“自由考古学”更像无政府主义乌托邦。

全书分十二章，我把它们分成五组：

第一组（第一、二章），讨论不平等。作者说，所有关于“不平等起源”的讨论是从启蒙时代开始。启蒙思想家有个写作套路，即故设问答，与原住民对话，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如孟德斯鸠托言波斯人、达让松侯爵托言中国人、狄德罗托言塔西提人、夏多布里昂托言纳奇兹人、伏尔泰托言温达特人和法国人的混血儿。作者认为，卢梭对不平等的讨论是受原住民对欧洲的批判启发，原住民的批判又以温达特哲学家和政治家坎迪亚洪克最具代表性。启蒙思想是哈哈镜，原住民关心“自由”，照出来却是“平等”。“不平等”没有起源。

第二组（第三至五章），讲人类起源和“前农业时期”。作者说，“远古时代可以成为我们挥洒集体幻想的广阔画卷”，狩猎采集时代很长，社会生活多元化，人类完全可以有多种选择，不必非选农业，一条道走到黑。

第三组（第六、七章），讲农业起源。“阿多尼斯的花园”章，讲农业不是为了解决吃喝问题，反而是因玩乐而起（“种着玩”），陶器首先是用来做玩具。“自由生态”章讲动植物驯化中心在全世界的分布和早期农业，讨论“肥沃新月地带”，讨论中欧，讨论尼罗河谷，讨论大洋洲和亚马孙雨林。中国是全世界最有农业传统和农业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只在最后捎上一笔，轻描淡写。作者说，新石器时代从未发生过“农业革命”，人们对农业避之唯恐不及，农业只是“跌跌撞撞、虚张声势地走向世界”，过程异常缓慢。

第四组（第八至十章），讲城市起源。作者说，“城市诞生于头脑中”。欧亚大陆的第一批城市居民，有城市，没国王，中美洲城市特奥蒂瓦坎是“一个为人民而建，没有领主和国王”的城市，拒斥纪念性建筑和活人献祭，反而投入社会住房的大工程，特拉斯卡拉则是“美洲的雅典”。作者认为，城市和国家也没有起源。

复原特奥蒂瓦坎中心地带布局的平面图，红色区域为坛庙（来源：wikipedia.org）

第五组（第十一、十二章），回到原住民批判，对全书进行总结。作者特意提到詹姆斯·斯科特。斯科特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的《作茧自缚》，正题Against Grain是双关语，既有“事与愿违”之义，又暗示“反谷”、反农业；副题A Deep History of Earliest States，则把农业视为早期国家的祸根。斯科特还写过《逃避统治的艺术》。二书深受作者赞赏。

作者批评“线性历史”和“进步神话”，但叙事框架未尝脱离狩猎采集到农耕畜牧到城市国家的演进过程，区别只是在于，他们并不认为这是“自古华山一条路”，也不认为这是进步过程。他们想“回到起点”，重拾“逻辑的种种例外”，借考古、人类学的想象，给人类指一条明道，劝他们换一种活法。这就是他们的“人类新史”。

《新史》很少用中国材料，难得的是，它提到陶寺遗址。发掘者何努说，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有一场巨变，陶寺不再是都城，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国古代，“治”是好词，“乱”是坏词，无政府状态属于“乱”。但作者感受不同，他们说：“这听起来不太像崩溃，倒像是废除了僵化等级制度后的普遍繁荣期。这表明，在捣毁宫殿之后，人们并没有陷入霍布斯意义上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很可能只是在他们心目中更公平的地方自治体系下继续生活。”我们说的“陶寺衰落”，在他们看来，是“世界上第一场有证据的社会革命”，让他们浮想联翩，心潮澎湃。

陶寺遗址平面图（来源：kaogu.cssn.cn）

还有，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时有战争，作者说，“蛮族君主国”与“谷物国家”是一对“黑暗双生子”，经常客主易位，“正如一句蒙古人的格言所说：可以从马背上得天下，不可从马背上治理它”。编者出注，谓此语见《元史·刘秉忠传》，出自刘秉忠的谏言。其实，刘秉忠是汉人，不是蒙古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是老生常谈，不是他发明的，出处是陆贾语，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跟蒙古人无关。

总结一下

《枪炮》以地理为文明排序，关注点是欧洲为什么领先，其他四洲为什么落后，带有“文明等级论”的色彩。这是西方学者难以摆脱的视角。

《简史》痛恨农业，痛恨农业使人类误入歧途，导致当今世界的种种不幸，无论人们怎么批评，怎么抗争，一点办法没有，没辙还是没辙。

《新史》以卢梭、霍布斯论人性为话题，引出原住民批判。原住民代表作者理想的“三大自由”，“三大自由”是针对农业发生后的“不自由”。

《新史》的作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旧石器时代是无政府社会，“帝力何有于我哉”，最自由，“自由”的前提是小规模、无政府，人口不能太多太密。全球人口，如今八十亿，他们说，不把99.9%去掉，没救。

当年，启蒙思想家与原住民对话，中国人也在其中。十八世纪，欧洲醉心帝制，托梦中国。十九世纪，中国被他们打，被他们抢，让他们看不起。欧洲有自治传统，根深蒂固，常拿“自治”当“自由”，在他们看来，分裂反而是优点。

西方殖民者血腥屠杀原住民，现在的人类学家却爱上原住民。他们关注最多的原住民是散居美洲、非洲、大洋洲带有史前遗风的幸存者，而不是《新史》称为“黑暗双生子”的亚洲农人和游牧人，如中国人。中国既不够“先进”，也不够“落后”。

然而《枪炮》却有一章“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戴蒙德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六个，除了中国，都是不久前才实现统一。他说，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中国一直就是中国人的中国”。

依据考古遗迹推测、复原的陶寺观象台（来源：bjrbdzb.bjd.com.cn）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原住民。

我们也是原住民。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三日写于北京蓝旗营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著，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二〇一七年版；《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美]大卫·格雷伯、[英]大卫·温格罗著，张帆、张雨欣译，九州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

信息来源 | 《读书》2025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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