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请听题！

当下，社会和医疗行业不断变化，医生角色越来越多元。面对相对漫长的成长周期，繁重的临床和科研工作，变换的外部环境和医患关系，以及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的不断迭代，医生必须在多重身份间来回切换，在不同价值考量间为患者提供健康问题的最优解……当今时代，太多课题列在医生面前。

今年的中国医师节，我们邀请到三位来自医学临床和科研领域的专家，请他们讲述心中对医生的职业成长、职业压力和未来职业定位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对话嘉宾

赵重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

洪韬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院长

史策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细胞移植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赵重波

洪韬

史策

1.医生的成长周期几乎贯穿整个职业生涯。在不同阶段，医生的职业发展可能面对怎样的瓶颈和问题？医生的成长需要怎样的支持？

洪韬：医生群体有不同于其他职业的成长节奏。以我自己为例，在住培阶段，我的困惑是“我适不适合做临床”；做了主治医生后，问题变成“我在团队中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随后，当承担了更多科研项目与管理任务时，我又在思考“自己是否能撑得住、接得下去”。

如今，医生的职业发展正变得多元，成长路径不再单一。当然，这一过程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挑战。初入行时对角色认同的焦虑，中期面对专业定位与晋升通道的岔路，成为高年资医生后经历临床与管理、科研与教学间的多重拉扯……当下，传统的“职称阶梯”不再是医生寻求自身进步的唯一参照，跨学科发展、柔性岗位、项目导向成为新的选择维度。在此过程中，团队支持、机构培养机制与政策弹性成为关键影响因素。只有当制度认可医生在不同阶段的多样需求，医生才能在不确定中保持方向感，在专业成长中持续投入。

史策：在长期进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基础与转化研究，同时深度参与临床科研与医学人文实践的过程中，临床、科研、人文的多重视角，让我对青年医生遇到的挑战与机遇有着切肤之感。想来，可以将它们归纳为“三重门”。

时间碎片化和资源匮乏的起步之困 住院医生或初入实验室的青年医生，常陷入“临床值班连轴转、实验进度屡中断”的窘境。现实中，不少实验只能安排在夜班后、周末间，青年医生很难获得连续、不受干扰的实验室周期，不利于临床科研能力的综合培养。

当然，我们也看到不少医院提供了制度性支持，建立“临床轮转—科研模块”弹性化管理制度，为有志科研的住院医生设置固定科研周期；科室设立科研种子基金，优先支持青年医生科研立项。

转化难与方向迷失的成长之惑 青年医生最大的优势是贴近临床，但常因缺乏科研训练，难以将诊疗痛点转化为科学问题。一位血液科同事曾苦恼于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复发率居高不下，却不知如何设计研究。为此，我们合作开展临床—实验室双周例会，由临床医生提供疑难病例，基础科研团队解析分子机制。基于此，他锁定“糖代谢重编程在复发成人急淋白血病中的作用”研究方向，利用临床样本建立模型，最终发现新的代谢靶点。

为打造协作平台，有医院建立“临床问题孵化器”，例如设立临床—基础合作专项，资助青年医生与科研人员组成联合团队；推广临床科学家培养模式，鼓励青年医生在临床专科培训中嵌入科研方法论课程。

创新风险与考核压力的突围之艰 青年医生在独立承担课题阶段，有时会因为追求“安全区”研究（如重复热点机制）而放弃原创性，但科研的宝贵之处正在于其对临床瓶颈的突破。以我们团队的实践为例，在科研道路上，大家聚焦“移植后复发”这一临床死结，放弃当时热门的基因编辑方向，转而探索微环境调控新机制。虽然在初期论文发表受阻，但最终发现的关键靶点成为了后续科研立项的创新基础。

为激励青年医生的创新动力，建议医院建立长周期﹢里程碑式考核机制，认可探索性研究的阶段性价值，同时大力肯定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研究（如开发诊断新标志物、优化治疗方案）。

赵重波：我常建议大家，攀登医学的山峰要先准备好三个行囊：兴趣、体力和心理韧性。有了它们，才能更好地面对各个成长阶段的不同挑战。

初入职阶段 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具备很强的临床专业能力和对患者的责任心。但在担任了几年住院医生后，这位年轻医生却选择了辞职。一方面，他自觉难以在繁重的临床、科研等工作中分配好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与患者和家属的充分共情反而让他背负了过重的心理负担。

第二位年轻医生在一次医疗过程中操作失误，经紧急处理，团队化解了安全风险。事后，团队及上级医生又反复与患者和家属沟通，征得了他们的谅解，帮年轻医生分担了医疗纠纷的压力。

正如上述两位医生的经历，能力恐慌、时间分配和人际关系通常是医学“萌新”们首先要面对的课题。这一阶段，医生需要团队营造一个有容错空间的成长“安全区”；此外，医院和行业协会等也应搭建心理疏导、待遇保障和维权通道等机制，为青年医生提供必要的支撑。

成长阶段 随着临床经验日渐丰富，医生晋升的天花板也在不知不觉间悬在头顶，临床、科研、教学等几座“大山”压在前行的路上。有的医生医术精湛，深受患者信赖，却因缺文章、少课题在职称评审中碰壁；此外，研究型医院对科研项目的高要求，也让不少医生在病房与实验室间分身乏术，甚至消磨了对医学职业的热情。对此，不少医疗机构在多元的评价体系中寻找突破。例如，华山医院开辟“临床专才”晋升通道，在科研成果之外，利用多种指挥棒为医生打开上升空间。

成熟阶段 一名医生在成为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后，看似已站在职业“山峰”，身后却拖着更重的责任。在团队管理、学科建设、梯队搭建外，更隐秘的挑战，是对自我成长停滞的焦虑。医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每一次变化都是新的考验。

我今年52岁了，当下的从医环境及学习方式和20年前相比简直有云泥之别。在这一阶段，医生最需要的是整合更多时间精力来关注学科前沿与政策发展，各机构、协会等可以为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提供更多平台和话语权，让他们的“热量”辐射到更多医疗实践、临床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角落。

2.在高强度的职业压力下，医生躬身和患者及家属深度沟通、提供安慰的时间被挤压，有时还会在多重责任下产生职业倦怠。医生该如何在实践中找到医学人文的落脚点？

洪韬：在临床、教学、行政、医患沟通、科普宣教等多重职责间来回切换，如何分配好时间和精力的问题可能难倒过不少医生，各类边界任务之间的张力常常导致时间压缩、注意力透支。对患者、家属乃至团队成员的人文关怀本应是医生职责的题中之义，但在现实中却没有被给予足够的空间。

要真正实现“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医生需要的不仅是沟通技巧，还有结构性的支持，包括合理的排班机制、稳定的协作团队、对非诊疗事务适当的剥离，以及对医生个体情绪的支持与职业保护等制度化建设。

史策：我认为，中国医生最宝贵的特质是临床需求驱动的创新韧性，以及有限资源下的人文创造力。

以我们团队为例，面对白血病患儿对移植的恐惧，我们没有止步于传统的安慰方式，而是创新性地创作《铁甲勇士历险记》这本儿童科普绘本，将治疗过程转化为“打怪兽”的冒险故事，明显提升了患儿对治疗的依从性，将冰冷的技术转化为温暖的叙事。

我想，青年医生的科研不应仅仅是冰冷的实验数据，还需注入对患者需求的深刻体察。

首先，用人文关怀驱动科研方向。在与患儿家庭的沟通中，我们发现患儿移植后的生存质量是家属最大的关切。这促使我们将研究延伸至患儿移植后免疫重建与长期并发症的关联机制上，相关成果直接指导了临床康复方案的优化。

其次，利用科普实践反哺科研。创作《铁甲勇士历险记》的过程，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了患儿心理，这促使团队在开展儿童样本研究时，额外增加“治疗痛苦体验评估”量表，将心理指标纳入疗效评价体系，科研设计纳入了人文视角。

最后，制度还需支持有温度的科研。医疗机构可考虑将“研究对患者体验的改善效果”纳入科研考核指标，伦理审查委员会增设患者参与评审环节，设立医学人文研究专项，鼓励青年医生开展医患沟通、决策心理等相关交叉研究。

3.我们当下身处时代和行业的巨大变革中。在外界喧嚣且不断变换的环境中，医生应该怎样更好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赵重波：一名医生要先不断锤炼自己的本领，才能谈及“迎接挑战”。在我心中，一名好医生要先做到“GRACE”。

“G”代表Genius（天才），医生的“天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汗水积累而成。

“R”代表Responsibility（责任），这是一名医生为患者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急患者之所急的源泉，也是一名医生在临床工作和对患者的长期管理中不断提升能力水平的途径。

“A”代表Alert（灵活），在医疗“零差错”的极致要求和规范化的路径指引下，照搬指南和共识只会成为“机器”，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有价值判断、人文素养且充满灵活性的“医生”。

“C”有两层意思，一是Communication（沟通），二是Confidence（自信）。医学有天然的社会和沟通属性，好医生要能在同理心的驱使下与患者及家属充分交流，并在专业的熏陶下带给他们安全感和信任感。

“E”同时代表Enthusiasm（热情）和Exprience（经验）。热情是一名医生终身致力于学习和进步的动力，而经验则是一切医学得以实践、研究的根基。

在这样的基础上，医生还要提高“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自觉，拥抱变化，关注政策和行业动向，主动打破专业壁垒，在团队的加持下共同让医学事业“聚沙成塔”。

4.在规则和制度的框架下，医生怎样才能找好平衡点，追求医学的“纯粹”？

洪韬：医学实践有时要基于专业判断与流程合规的综合评价，这考验着医生的判断力，也衡量着制度设计的弹性。一项相对成熟的制度，一方面要用来防范风险，另一方面还应具备容纳例外、识别专业判断的厚度。要利用规则守护医学的“纯粹”，那么规则中就应留有一定的专业自治空间，让医生在面临现实问题时能在第一时间为患者提供最优解。

史策：作为临床科研工作者，我认为在制度框架下，可以用客观科研数据和成果转化为突破成本困局、推动制度完善赋能。例如，面对高危患儿超适应证用药需求，可以在具有坚实的临床前实验室数据的基础上，启动合规的前瞻性临床研究。通过伦理特批、知情同意升级及严密监测进行合规的科研探索，既挽救生命又积累循证数据。在这一过程中，核心追求是将临床困境转化为科研课题，用科学、客观的研究成果完善价值评估体系，让科研也能成为破壁的光。

赵重波：第一，规则和制度设定的初衷，源于现实中医疗不规范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此，医生首先需反思自身行为，坚持规范化诊疗，以最合理的方案为患者施治。

第二，当政策尚缺乏精细化实施举措，医生要坚守职业底线，为患者和家属做好知情工作。无论政策如何调整，医生都应基于患者病情提供适宜的治疗，充分告知医疗行为的利弊与风险，与患者共同决策。

第三，制度的“刚性”要结合治疗的“人性”，如在院内加开紧急抢救绿色通道、制定应急方案等。有一次，华山医院急诊外科医生在夜间紧急收治一名急腹症患者。患者被送来时病情危重，但医生却联系不到家属。情况紧急，医生立刻报告医务处，申请术后补齐相关手续并备案。虽然流程不甚完美，但一系列非常规操作下，患者最终得到及时妥善救治。公立医院必须坚守公益性，通过强化制度托举力度，让患者应治尽治，让医生心无旁骛。

第四，理性看待考核，杜绝指标至上甚至数据造假。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医生要始终坚持作出科学、适宜、善良的医疗决策，以患者为中心、以解决临床问题为导向，主动反馈制度弊端，推动政策完善。

5.AI技术正在迅速改变医疗职业环境和参与者的角色。在这样的趋势下，医生的职业规划、未来医生的培育方向如何设定？

史策：在血液病领域，AI正在重塑一系列研究范式，青年医生的角色在悄然变化，我们需主动拥抱变革。

从“数据生产者”到“问题定义者” AI可快速分析白血病基因组数据，但临床问题的精准提炼仍需医生主导。青年医生应培养临床场景化思维，如利用AI预测模型时，需思考不同人群间的差异，考量其是否兼容移植后复杂免疫状态等真实场景。

从“技术跟随者”到“跨学科整合者” 单细胞测序、空间转录组等技术的爆发性增长，要求青年医生掌握协作科研能力。例如，我们实验室采取“1﹢1﹢1”团队模式，即1位临床医生（提供样本与临床表型）﹢1位生信专家（负责AI建模）﹢1位实验科学家（进行机制验证）。青年医生需精通本领域知识，同时理解相关技术的底层逻辑。

从“论文发表者”到“价值创造者” AI能够加速科研产出，但青年医生还应重点关注研究的临床转化链。对此，不少医院建立临床研究转化中心，提供从专利申报到样机试制的全链条支持，青年医生在课题设计初期即需规划转化路径，最终为临床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赵重波：AI时代，多学科交叉与终身学习对医生来说将更为重要。未来医生的学习模式必将借助新技术提升效率，如嵌入AI技术帮助解决医学科研难题，利用机器人完成精细手术或辅助解决养老问题等。然而在这一背景下，“用进废退”的观点也提醒我们，应警惕对AI等技术的路径依赖，持续进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不断培养独立分析的能力。

未来，人本主义、伦理准则等诸多定义可能面临重构。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人与人之间沟通、交往所传递的温度尚不能被取代，而这也是医生需持续强化的核心素养。如果“让想象力飞一会”，一个“治愈交给算法，帮助交给机器人，安慰交给医生”的时代说不定将成为现实。

洪韬：“AI不会取代医生，但会使用AI的医生终将取代不会用AI的医生。”这句话在近两年被广泛引用，其意所指远不止技术能力的竞争，还包含医生定位的重塑。

在我参与的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中，我们尝试利用AI平台协助完成病例入组评估与影像打分，结果显示效率显著提升。AI不仅提升了我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在悄然改变我们的思考路径。过去，研究者通常是先提出假设，再寻找数据验证；如今，AI可以直接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关联或模式，反过来引导我们去追问“为什么”。在临床中，医生也开始面对新的沟通任务，即不仅要判断病情本身，还要理解并解释AI输出的结论，帮助患者建立对技术结果的信任与理解。

在这种转变中，医学教育的方向也应随之调整。不仅要教授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更要训练他们如何与技术协作，在新的学科系统中保有正确的技术、价值和伦理判断。我们终将看到一个“人—机—患”协同的场景，而医生在其中的核心位置，将仍然来自那个“不可被编码”的能力：理解人的复杂，作出负责任的决策。

文：健康报记者 魏婉笛

编辑：杨真宇

校对：李诗尧

审核：秦明睿 徐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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