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如何应对西方的话语陷阱？我有三个建议

2025年10月16日，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东方学刊》、观察者网、底浪文化与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25思想者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亦为庆祝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成立十周年，并以“中国话语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为主题，深入探讨中国与全球面临的重大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在演讲中指出，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过程中，必须打破西方叙事逻辑的桎梏，通过揭示其话语陷阱与双重标准，自信阐释中国发展道路的合理性与独特性，牢牢掌握国际话语权。

以下内容整理自学者的演讲实录，仅代表发言人观点，供读者参考。

丁一凡

丁一凡：

感谢中国研究院的邀请。首先，我要祝贺中国研究院成立十周年。自成立以来，中国研究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扭转中国公共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也曾参与过中国研究院的一些培训项目，因此有所了解。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想简要谈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基本议题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要避免被西方的叙事逻辑带偏节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掌握自己的节奏。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要警惕西方的话语陷阱。中国的发展成果非常显著，近年来尤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西方媒体和舆论对此的解释却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结果就是，一旦遭遇西方的挑衅，我们往往容易产生激烈的反抗和回击，但在激烈反击的过程中，有时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有时我们在激烈反驳的同时，却不慎陷入了别人预设的话语陷阱，甚至可能越描越黑，不仅难以说服西方舆论，有时还会在南方国家中引发一定的反弹。因此，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技术性问题：如何在回击时避免掉入陷阱，提高回击的有效性。

那么，西方是如何为我们设置陷阱的？主要举三个例子。

其一，西方在指责我们时，常常会说：你们经济发展得好，是因为不公平竞争，你们依赖国有企业、政府干预和国家补贴，所以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不公平的优势。在中国研究院的培训中，有一次中午吃饭时，我看到学员们面对这类问题时反应激烈，拼命辩解说“我们没有补贴”“我们没有国家补助”等等，结果一下子就跟着对方的节奏走了，越解释越被动，反而讲不清楚。

其实从历史来看，有几个西方国家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呢？韩裔英国学者张夏准在《踢倒梯子》一书中就讲述了这一现象，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曾采取类似的发展方式，甚至拜登推出的补贴法案也是同一逻辑。但我们未能意识到这一点，陷入被动，一味否认，这是不明智的。我们既不了解对方，也不清楚他们的历史，别人抛出一个话题，我们就围着这个话题拼命反驳，结果越说越说不清。

其二，关于民主与威权的问题。西方自诩为“民主国家联盟”，一上来就将民主定义为“善”和“好事”。我们也常常激烈反驳，说我们也是民主国家，实行的是全过程民主，是最优质的民主，但这样争辩往往也是越描越黑，难以说清，反而陷入对方设置的框架中，绕不出来。

刚才陈平老师讲得很对，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指出问题的实质：民主的历史和内涵是什么？西方制造“民主神话”的过程是怎样的？这背后实际是一种神话建构，我们要分析这一过程及其背后的利益动机。我们需要回答的是这些问题，而不是陷入“谁更民主”的争论，那没有意义。我们要指出的是，西方自身已陷入民主困境，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其三，西方不断指责中国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将我们定义为“修正主义”。我们这一辈年纪稍长的人都清楚，“修正主义”在中国曾经是被批判的对象，我们对这个词本身就比较敏感。如今他们反过来用这个词指责我们，实际上却让自己站到了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上——你批判“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你认为现有规则不容任何改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这其实相当讽刺：西方国家自己反倒成了原教旨主义者。

我们在回应这类指责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往往未能切中要害，有时甚至陷入对方的逻辑中去辩解，比如强调“我们尊重国际秩序”“我们遵守联合国框架”等，其实这些说法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问题。

因此，我们要警惕落入这类话语陷阱。以上只是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张夏准是韩国发展经济学家，其著作《踢倒梯子》对当今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影响。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应对这些问题？我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不要急于按照西方设定的议题去回应，不能他们问什么，我们就答什么，否则很容易陷入其话语圈套。我们应当主动指出其论述中的内在矛盾。比如在国家干预问题上，要明确指出：国家干预经济在历史上普遍存在，西方自己也一直在干预，如今却实行双重标准。这样回应，比单纯否认“我们没有干预”更有力，否则既不符合事实，也越描越黑。

其次，在民主议题上，要敢于指出西方民主体制的现实困境：公共治理混乱、利益集团贪婪泛滥等结构性弊端。正如刚才陈平老师从历史与现实角度所分析的，我们应当揭示这些深层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声称“我们更民主”，那样的争论没有意义。

再次，面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指责，可以借助钱穆先生对制度的阐释来回应。他强调，制度是人类社会运行所必需的，但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任何制度都是人创造的，也必然随着时代而调整。我们可以指出，西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形成于殖民与帝国主义时代，那些规则本就对其有利。如果永远固守那样的秩序，世界又何谈公平？更何况，连西方国家的国内法律都可以修订，宪法也有修正案，为什么国际秩序就不能改？殖民时代制定的规则，当然应该被修正。因此，在回应时不能总被对方的逻辑牵着走，必须把话语权转换到我们自己的叙事逻辑中来。

第二个问题，是要讲清楚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刚才王绍光老师的发言非常关键，但现实中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突破点尚未被充分把握——那就是西方将“一党制等同于专制”的话语陷阱，导致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有所顾虑。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阐明：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公共政策才能保持连续稳定，不像某些国家那样反复摇摆，从而形成治理上的高效。也正因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体系，中国才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消除了绝对贫困的国家，即便在最富裕的西方国家，这也未能实现。

对此，我们甚至可以从历史维度展开分析：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历史都表明，一旦政治走向“为党派而争”，往往就是国家走向衰败的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唐朝，牛李党争加速了其衰亡；明代也深受党争之害。美国建国初期，华盛顿曾明确警示不可陷入欧洲式的党争泥潭，当时美国事实上是一党主导，国家凝聚力强、发展迅速；而后来两党制逐渐固化，政策摇摆、内耗加剧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惧怕西方的指责就不敢公开阐明这一点——这恰恰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所在。

第三个问题，要讲清楚中国经验的适用逻辑。中国的成功道路不可被简单复制，我们必须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的成就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不能指望所有国家都照搬同一模式。然而，其中一些原则是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第一是国家主权原则，没有主权保障，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第二是反对教条主义，中国在发展滞缓的时期，往往正是受困于教条思维，一旦突破教条，发展便重回正轨；第三是保持开放态度，中国始终愿意学习国外一切成功的优秀经验，但关键在于必须将这些经验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转化。没有这一过程，任何外来经验都可能成为新的教条，最终导致失败。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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